摘要:美国终身教职制度从设计机理到执行层面都彰显出重要的人才培养理念，在青年科技人才个人发展以及高校教师队伍优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准聘－长聘”制度作为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是国内高校关于青年科技人才的主要评价和考核制度，但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存在持续完善的必要和空间，因此选取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加州分校两所美国顶尖高校，对终身教职制度在制度功能、制度标准和制度实践等方面的介绍、比较与研究分析。发现美国终身教职制度在制度功能方面，维护学术自由，强调自我提升；在制度标准方面，明确重点目标，引导助力发展；在制度实践方面，尊重客体差异性，强调考核全面性。结合中国高校“准聘－长聘”制度的现状与问题，提出强化人才培养与人才选拔并重的制度内涵，制定兼备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的制度标准以及贯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的科学化制度理念等建议。

摘要:为实现调水工程水资源调度的可持续稳定发展，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提出“环境刺激—多主体交互—系统演化”的演化逻辑，并以南水北调中线有限公司为例分析其演化过程。研究发现在环境刺激所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驱动下，调水工程可持续供应链韧性系统在个体及供应链层面实现个体适应及多主体交互行为，并以多主体集聚、多主体共生及多主体进化的方式驱动系统迭代更新，以此实现可持续演进。研究发现深层次揭示调水工程可持续供应链韧性提升及演化机制，为调水工程稳定运行提供了实践启示。

摘要:针对缺乏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特点的评估指标的问题，围绕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质量、贡献和绩效价值，建立了基于战略生态位理论的颠覆性技术创新科技项目分析模型。基于该模型，以合成生物学为例，从保护空间构建、创新成果和创新贡献三方面开展分析，提炼实施和管理特色措施，提出评估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提出适于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的评估模型和12方面具体评估内容。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评估模型和内容对指导相关评估具积极意义。

摘要:本文利用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工业数据，利用非导向EBM超效率模型、熵值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工业科技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表明：工业科技金融显著提升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在东部区域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二者的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技术多样化对二者的关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考察工业科技金融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发现，工业科技金融发展只对本省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促进作用，但对外围地区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最后，本文为促进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了政策建议。

摘要: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也是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科学评价制造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与进展成效，对于帮助企业明确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现状、瓶颈与下一步发展重点，建立健全上平台用平台的路径和机制，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规模化普及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从战略与组织、基础条件、平台应用、业务创新和效能效益5个维度构建形成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与绩效评价体系，通过问卷收集得到55880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评价样本数据，从全国水平、重点省份、重点行业等角度分析了2022年我国制造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水平与进展成效，并总结了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发展的难点问题和对策建议，可为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提供数据支持，并为社会各界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摘要:构建由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组成的线上线下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其中制造商占据主导地位生产绿色产品，研究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进一步地，对比分析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在制造商进行和未进行数字化转型两种情形下的决策差异。研究发现：考虑环境价值目标和经济价值目标下，当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价值增益处于一定区间内，绿色产品制造商才有足够的动力实施数字化转型。通过算例分析发现，在一定区间内，制造商利润和零售商利润随着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单位价值增益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数字化转型创新水平的增大而增大；制造商利润随着线下销售渠道市场份额占比的增大呈现先减后增的趋势，零售商利润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并且两者利润均随渠道间交叉价格敏感系数的增大而增大。根据分析的结果提出了制造商数字化转型视角下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管理启示。

摘要:高技术产业集群创新链主体集聚与互动耦合是集群创新能力形成与演化的内在基础。本文从知识生态耦合视角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演化展开研究,构建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和其邻居合作交互的演化博弈模型,进行系统稳定性分析,并考虑到网络嵌入性,对不同网络规模下的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进行动态演化仿真分析。研究发现:知识互补度能促进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间合作策略演化,并且该促进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随着网络规模的增大临界值从0.5上升至0.8,但是网络规模越大网络演化的速度越慢。另外,知识重叠度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间合作策略演化起抑制作用,不过存在一个较低的临界值0.4,当知识重叠度低于临界值时能够促进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超过临界值后随知识重叠度的增加,对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的抑制作用增大,而且知识重叠度产生的作用不受网络规模的影响。研究结论可以为集群横向创新链主体合作策略的制定以及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布局提供一定依据。

摘要:科技创新券是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资源共享的政策工具。以广东和香港科技创新券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分析法,从资助对象、资助服务范围、资助方式、标准与流程、资助资金管理等方面,深入分析粤港科技创新券的差异。分析结果表明:(1)广东科技创新券资助对象比香港更加多元,但门槛条件较高；(2)广东科技创新券资助的服务定义与香港相比不够清晰；(3)粤港科技创新券资助方式、标准和流程差异总体较大；(4)香港科技券资助资金管理相比广东更加规范,基本覆盖项目全过程。最后,为推动粤港科技创新券的互通互兑,对两地完善科技创新券政策提出若干对策建议。

摘要: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对于科学判断技术发展阶段、识别技术发展潜力、把控技术开发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调研法、比较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梳理技术成熟度的理论发展过程及评价标准,根据技术成熟度评价信息来源分为论文、专利和商业化三种场景,基于不同场景对国内外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进行分类与对比,分析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探讨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在技术管理、资源规划和风险防控方面的应用。从技术维度、应用维度和市场维度出发,构建了广义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并提供了各指标的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和15个二级指标。最后从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的推广、应用和特点三个方面提出启示与建议,以期为后续的技术成熟度评价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摘要:“揭榜挂帅”是攻关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鉴于学界缺少对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复杂因果效应分析视角出发,本研究以194份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问卷为样本,混合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csQ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考察影响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前因条件并不构成科技项目“揭榜挂帅”产生高成效的必要条件；存在7条驱动“揭榜挂帅”高成效的组态路径,各因素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本研究不仅拓展了科技项目成效领域的研究,还为优化科技项目“揭榜挂帅”成效提升路径提供实践参考。

摘要:[目的/意义]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意味着掌握创新发展的主动权，目前中国仍处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阶段，本文将识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要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因素作用类型。[方式/方法]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法提取关键核心技术影响因素并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影响因素模型，采用DEMEL方法分析重要影响因素，采用ISM方法分析重要影响因素的作用类型。[结果/结论]本文最终得出了国家实验室、政策、资金、战略科学家等9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要影响因素，将上述9个影响因素分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和根本因素，并提出科技领军人才的独立自主培养与引进并重等4个建议。

摘要:基于2010-2019年中国25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渠道。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地级市及邻近地级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是绿色金融发挥碳减排作用的两个重要渠道；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碳减排作用存在明显差异；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实现碳减排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摘要:科学仪器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基石，是科技强国的利器。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科学仪器企业及其他创新主体应将科学仪器设备自主开发和应用摆在突出位置。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创新影响4个方面构建科学仪器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组合赋权，通过TOPSIS—障碍度模型对科学仪器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分析，以42家中国科学仪器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目前制约我国科学仪器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产学研合作、产品与技术国际专利布局、研发投入等。鉴于此，应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合作协同创新模式，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重视技术、软件的开发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优化国际市场布局，为科学仪器企业科技创新发展赋能。

摘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中国数字经济体系建设的新支柱，而数字创新又是数字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如何有效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数字创新水平，已成为学界和业界重要课题。基于TOE框架，使用沪深Ａ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fsQCA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3个层面7个前因条件对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通过多因素联动实现数字创新，存在4类能够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即技术环境联动的学习转化型、技术环境联动的捕获突破型、技术环境联动的协调开拓型和技术支持的自驱求变型；(2)企业吸收能力在实现高水平数字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感知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外部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向影响作用，环境要素中对数字创新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市场竞争程度；(3)缺失数字基础设施、高层次人才、感知能力、吸收能力这4个因素对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形成有着相对普遍的作用。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市场竞争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协同机制，构建企业良好的数字创新环境；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则应遵循系统性原则，结合自身优势和外部环境选择提升数字创新绩效的模式，并要积极培育支撑组织数字创新的动态能力，以提升企业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

摘要:新型研发机构是我国科技创新力量的新兴组成部分,其发展对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重要作用。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是政府完善管理制度、合理配置资源的重要依据,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是促进新型研发机构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对65份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解析发现,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制度主要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理念、评价形式和结果反馈五大核心要素构成,具有强式评价特征,指标体系有助于引导新型研发机构进行开放式创新,但评价结果的运用缺乏战略导向,在分类评价体系、评价指标与评价周期选择等方面的系统性、合理性与可行性有待提升。新型研发机构机构的绩效评价应注重知识产权等配套权益制度的建设,协助新型研发机构跨越技术创新的“死亡之谷”,带动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

摘要:以我国医疗设备领域上市公司2016-2020年企业联合申请专利为依据,深入探索了技术多元化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作用效应以及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多元化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间呈倒U型关系,即技术多元化有助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但是需要注意阈值效应；管理者认知复杂性与关键核心技术之间正相关,管理者认知集中性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间负相关；技术多元化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之间的倒U型关系受到管理者认知的中介作用；当企业组织惯性较高时,管理认知复杂性与关键技术核心突破的关系会弱化。研究结论为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助力缓解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困境提供了思路。

摘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从多维度关注并对比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政策，能够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以中国和韩国2004年9月-2023年6月颁布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从政策“工具－目标”视角出发，综合运用Python语言和Nvivo12软件，基于文本计量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对比中韩两国数字经济政策特征。研究发现：（1）中韩两国虽然在政策主题方面都重视投入基础设施、技术、数据等要素，但中国更关注资源整合、数字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而韩国则侧重于通过投资引导推动各产业的数字化发展；（2）两国在政策工具维度方面也有所不同，中国缺乏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韩国则缺乏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3）政策目标维度方面中韩两国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中国以基础设施、目标规划和组织领导支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韩国则以技术支持、技术创新和安全监管推动数字产业化和数据价值化。基于上述政策建议，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适时调整政策目标，优化政策工具组合，深化产学研合作，强化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通过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摘要:高技术产业是科技资源高质量配置的关键产业,也是推动城市群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动力。本文采用DEA-Tobit两步法,从投入与产出角度,横向测度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3个城市群2010-2021年高技术产业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并进行了对比分析,与此同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分析了影响城市群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横向看,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城市群中,京津冀在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综合效率最高,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其他两个高技术行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高。(2)影响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科技资源使用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为负。三大城市群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小。最后,提出我国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发展建议：一是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完整产业链条。二是深化区域高水平对外开放,转变技术引入模式。三是注重高技术人才,为高技术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四是加强科技金融资源整合,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支持。五是不断健全科技成果产出评价体系。

摘要:“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作为一种高科技创新孵化模式，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价值链重构背景下，研究该模式的智能化运作模式，首先分析协同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机制，然后剖析支持协同创新的功能要素及内在的协同机理，接着从结构优化角度对协同创新价值链进行重构，最后基于重构价值链视角探讨协同创新智能化运作模式，并认为智能化技术是优化协同创新模式的关键，应改变单链发展、综合协调的传统价值链结构，基于协同创新智能平台构建统筹创新主体价值活动的星型价值链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进而实现创新主体独立价值与整体价值的最大化。创新主体应发挥各自作用，加强政府引导，优化创新环境，强化人才培养，深化合作与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动协同创新模式升级。

摘要:科研经费管理对于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以及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收集来自电网项目的上千份经费数据，挖掘科研跨度和科技研发价值的特征因素，构建科技项目样本集。使用实体嵌入的方式，将离散变量向量化，再基于随机森林，通过迭代计算测定科技研发价值与科研项目金额的关联规律性，形成能反映科技研发价值的科研项目经费计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随机森林在预测科技研发价值与科研项目金额关联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构建多棵决策树，减少了单一模型的过拟合风险，提升预测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评估各特征变量的重要性，能够有效识别对科研经费预测影响较大的因素，从而为科研经费分配提供了科学依据。

摘要:基于当前缺乏视为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新组合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的考虑,且忽略了经济距离特征和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产生的空间效应。为更全面地把握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影响机制和效应,根据创新发展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将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视为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的动态组合,多维度构建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 1－202 2年我国31个省份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静态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探讨上述两种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集聚性,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空间效应。经济距离特征条件下,数字化资本和数字化人力资本对域外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阴影效应；数字新基建距离特征下,资源禀赋具有吸虹作用。数字化人力资本具有牛鞭效应,动态空间模型可以修正静态模型的估计误差。基于此,提出重视数字化关键核心要素禀赋优势,充分发挥数字化关键核心技术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空间效应；利用集聚和扩散效应,形成域间产业梯度格局,推进域间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摘要:随着技术变革引发的创新模式的转变,高校跨学科团队越来越成为高校开展有组织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联合攻关成果的重要载体。但是,跨学科团队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由于团队成员多学科背景带来的知识融合和有效协同等困境。基于悖论式领导理论和团队创新理论,通过对我国某C9高校48个跨学科团队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了悖论式领导影响高校跨学科团队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悖论式领导通过协调不同成员之间的悖论式需求正向影响团队创新；而由此推动的团队能力重构在二者中间起到中介作用；团队成员的社会认同又削弱了这一中介作用。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动中国情景下,高校跨学科提升团队创新的管理建议,为高校跨学科团队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摘要:建材企业漂绿行为阻碍了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进程。为了探究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建材企业漂绿行为的产品定价决策影响，基于溢出效应理论构建了建材企业绿色行为主导、建材企业漂绿行为跟随的两阶段Stackelberg博弈模型。并且，从不同环境规制强度视角出发，分析了无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两阶段下企业的最优产品定价和最大利润。研究发现：（1）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漂绿程度的影响；建材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与环境规制强度呈正相关、与漂绿程度呈负相关。（2）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采纳漂绿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仅在第二阶段高于采纳绿色行为的建材企业产品定价。（3）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阈值时，不论建材企业是否采纳漂绿行为，企业第二阶段的产品定价始终高于第一阶段的产品定价。（4）建材企业第一阶段的利润不会受到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环境规制会增大建材企业绿色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降低建材企业漂绿行为第二阶段的利润。因此，建议政府严格监督绿色建材的价格波动，实施与环境规制强度相匹配的价格监督措施。

摘要:如何处理“促创新”与“稳杠杆”的关系,寻求既在目标创新度水平下又能规避债务风险的企业杠杆率,是推进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需解决的一大问题。为此,本文首先结合PCA综合评价理论,构建杠杆率作用于企业创新的智能评价模型；然后设计基于群体智能优化的杠杆率鲁棒区间优化算法,得到目标创新度下的最优杠杆率区间。进一步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所构建的基于RBF神经网络的智能评价模型,高效地评价出随机抽取的12家公司创新度水平；所设计的群优化算法在迭代过程中都能快速的收敛到最优值,且收敛的最小总账面杠杆率和最大总账面杠杆率都出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现象,即目标创新度处于中间段(较大或不大)等级的企业,最小账面杠杆率和最大账面杠杆率都较高,目标创新度处于高段(非常大、很大)等级的企业和目标创新度处于低段(不大、较小)等级的企业,最小账面杠杆率和最大账面杠杆率都较低。本文的研究不仅实现了企业创新评价的智能化,还找到了不同创新度等级下的最优杠杆率区间,为帮助企业在风险可控之内实现持续性创新、金融机构负债规划及政府部门供给侧改革决策提供理论上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