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可能会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引发竞争效应，促使本土企业与地理邻近外资企业进行创新知识搜索与互动，并开展有效创新活动，但现有研究未考虑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在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为此，基于组织关系理论和金融供给理论【尊敬的编辑老师您好，这个主要体现在本研究邻近竞争这种指标构建的方法最初是源于银行分支机构扩张的金融供给】，利用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深入分析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创新合作和邻近竞争两个角度探讨FDI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的潜在作用机制，并考察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异质性影响。结果发现：FDI技术溢出与本土企业创新之间呈正“U”型关系，样本均值位于曲线右侧，表明FDI技术溢出促进绝大多数本土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提升；企业创新合作仅提升企业创新数量，但对创新质量无明显作用；企业邻近竞争可以有效发挥FDI外溢对创新质量的提升效益；FDI技术外溢仅对国有企业创新数量有正向影响，而FDI技术外溢对非国有企业显著影响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且邻近竞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受多因素影响，但有关研究较少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讨论各创新要素协同作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为此，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11个省市为案例样本，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BCC模型测度其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综合组态思维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识别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下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升路径。结果发现：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创新网络均不能单独构成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效率的必要条件；实现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效率的组态路径有4条，其中2条路径的创新资源与创新环境存在替代关系；产生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非高效率的路径有3条，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效率驱动路径表现出非对称关系；创新资源与创新环境作为核心条件单独或同时出现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效率及非高效率的组态路径中，二者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发挥核心支撑作用。因此，为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要充分发挥创新生态系统内各创新要素的联动作用，优化各创新要素流转匹配效率，引导增强内生驱动能力。

摘要:切实有效减少碳排放已成为全球关注焦点，而进口水果涉及海上运输环节，消费者购买进口水果会比购买本地水果增加碳排放。为探究进口水果海上运输产生的碳排放，实证分析从菲律宾、美国、南非、瑞典、泰国、新西兰、意大利、印度尼西亚、越南、智利10个国家购买1 kg水果，通过海上运输到中国上海港、广州港分别所产生的碳排放量。结果显示：菲律宾马尼拉港到中国广州港产生的CO2最少，为30 g；从瑞典斯德哥尔摩港口到中国上海港产生的CO2最多，为660 g；以植树造林来抵消2019年中国因购买进口水果而产生的碳排放，最少需要种植20 853 hm的竹林，而以购买低碳亚洲有限公司的水力或生物能碳配额来抵消因此产生的碳排放，则需要花费4 821万元。因此，应建立碳标签制度，告知消费者购买商品碳排放量，推进全球碳足迹核算标准互认机制，推动消费者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摘要:基于整体视角,以我国30个省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讨驱动区域科技创新的多元组态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单个要素并不构成区域科技高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高创新绩效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驱动区域科技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有7条,非高创新绩效的组态路径有2条,并且两者呈现出因果非对称的关系。最后,在特定的情况下,不同组态条件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综合多个层面要素识别出区域科技高创新绩效的7条驱动路径,为各省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科技创新绩效提升策略提供理论参考。

摘要:当前对新型研发机构的评价体系以非量化指标为主，聚焦获取科研项目数量、申请专利等指标，未能充分凸显新型研发机构服务创新能力以及其融合各类创新要素的能力，因此还需建立更为科学的评价机制。共生视角对于解决复杂性、多层次和动态跨域事务有借鉴意义，契合于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绩效评价的运用场景，因而基于共生视角，以技术-组织-环境框架构建机构创新要素共生度测算模型，并使用凸显机构获取创新资源能力和服务支撑产业能力的评价指标构成创新绩效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测算每家机构的创新能力指标值。选取福建省2016－2018年认定的前3批64家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样本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共生度对机构运行持续性和创新能力具有积极作用；具有公益属性、地处发达地区、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型研发机构共生度相对更高，持续运行能力和创新能力更强。可见，共生度可以作为认定和持续跟踪评价新型研发机构的一项关键指标。

摘要:分析高影响力论文合作特征对于国家、机构、研究人员寻求合适的科研合作伙伴以及制定高效合作策略具有参考价值。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选取论文学科规范化引文影响力值前1%的论文作为高影响力论文，筛得2003－2022年中国地球科学领域高影响力论文5 997篇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合作方式、合作分布以及合作主导性3个维度为表征的嵌入性特征和网络结构特征，从节点个体行为和网络社区结构模型的无监督识别视角识别分析国内外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约99%的高影响力论文出自合作，且国际合作比例（53.68%）要高于国内合作比例（46.32%）；高影响力论文的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均呈现不均衡的集中分布特征，国际合作集中程度更高；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的主导性不断增强，但与不同国家合作的主导性角色有所不同，国内各机构的合作主导性角色差异也较为明显，其中国内外科研合作网络均具有典型的“多核心-边缘”结构，美国和中国科学院分别是国际和国内合作网络中最重要且最靠近几何中心的节点，同时扮演科研合作网络中最重要的中介枢纽角色。为推动中国科研合作高质量发展，应有的放矢地制定个性化的国际合作政策以提高科技合作效率，同时支持鼓励国内合作网络中心圈层的节点机构继续深入开展跨机构科研合作。

摘要:近些年来，中国在创新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面临国际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还有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需要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来解决。自主创新不是各创新主体孤立开展创新，而是发挥举国体制机制作用促进创新联合体各主体协同合作共同创造知识以解决技术难题。基于SECI知识创造模型，结合创新联合体的特征，运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讨了创新联合体知识转化途径，构建了EF-SECI知识创造模型，即创新联合体成员通过显性元素知识、显性架构知识、隐性架构知识、隐性元素知识之间的转化，能够形成持续上升的知识创造螺旋，实现创新联合体知识创造的目的。基于该模型研究发现：创新联合体的知识持续创造源于合作成员间的知识交流；创新联合体知识创造离不开成员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转化能力；创新联合体的突破性创新是由渐进性创新转化而来的。因此，创新联合体组织者应该通过建立宽松的组织结构、良好的学习机制、有效的激励制度等手段促进成员之间的知识转化，进而实现知识创造的目的。

摘要:尽管半导体产业发展制度、需求与技术机会对首次创新追赶过程的影响机制研究已得到广泛关注,但少有研究对究竟如何在机会实现过程中构建创新链、并成功赶超与持续性发展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本文以韩国三星和荷兰阿斯麦两家企业为案例对象,研究半导体产业后发企业的机会实现与创新链构建问题。研究发现:1)半导体产业发展中的制度、需求与技术赶超机会实现过程存在内部互补式和外部聚焦式两类创新链；2)内部互补式创新链以制度与需求机会的局部叠加过程为主线,实现人才回流、产品创新与内向性开放式研发等要素的并行式编排；外部聚焦式创新链根植于制度、需求与技术机会的系统聚合过程主线,实现人才分流、技术创新与外向性开放式研发等要素的选择式编排；3)局部机会叠加通过转化内部创新以完善创新链结构；系统机会聚合通过技术约简以促进创新链结构演进；并行式与选择式资源编制共同推进资源向价值的跃迁。本文将机会窗口纳入创新链的驱动环节,以拓展创新链的框架,并增强创新链对半导体产业后发企业赶超行为的解释能力,为丰富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部署差异化创新链提供新的尝试与启发。

摘要:各国在颠覆性技术上和未来制高点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竞争，本文以具有颠覆性的石墨烯产业为典型案例，采用价值网络分析方法，对颠覆性技术形成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结构、互动关系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颠覆性技术形成产业的创新生态系统在结构上是具有参差交错的复杂结构关系的动态的、开放的复杂自适应系统，进一步可细分为核心层、辅助层、环境层，多元创新主体及创新种群之间互动协同；创新主体集聚、相互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和流动驱动石墨烯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未来应将创新生态系统这一创新范式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针对颠覆性技术形成产业的不同阶段制定不同政策，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分阶段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助推颠覆性技术形成产业。

摘要:基于资源基础观和生态位理论,探究企业生态位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作用机制和情景条件。通过收集253份高技术企业的调研数据分析发现:生态位宽度与生态位适宜度正向影响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但生态位重叠度对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有负向影响；参与度在企业生态位与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知识重组正向调节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适宜度与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间的关系,但对生态位重叠度与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成立。

摘要:数字农业政策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推进数字农业建设的重要保障。本文首先采用内容分析法对25项数字农业政策进行梳理,借助ROSTCM6.0提取核心关键词,绘制语义网络图,构建PMC指数模型,对10项样本政策进行量化评价。结果发现10项样本政策的PMC指数均值是6.48,1项优秀、6项良好、3项及格,说明政策整体水平设计较为科学合理,但也存在政策内容不完善、时效过长、视角单一的问题。本文创新性的构建了“主体-领域-内容-评价-效力”的五维评价框架,建立了数字农业政策评价指标,并利用定量方法从政策性质、政策时效、政策视角对10项样本政策提出优化建议,提高了政策评价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摘要:与欧美科技强国的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仍存在明显不足。在加大R&D投入和对标世界一流成为普遍共识的大背景下，准确理解创新与R&D之间内在联动机制尤为关键。为此，本文首先对创新的本质属性以及其与R&D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企业直接参与各类R&D活动是持续保持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从多个维度对中美企业R&D活动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美国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强度、全国占比等方面优势明显，R&D三种类型活动更加均衡。最后，从增加政府直接投入、制订收税优惠政策、借鉴标杆最佳实践等方面，提出了增强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摘要:针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前期研发投入不足、资金约束等问题,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资本支持机制和金融机构奖惩机制对政产学研突破性创新合作研发行为的影响,并采用Matlab软件进行数值仿真,探求在合作研发过程中决定博弈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和学研方受彼此合作意愿的影响大于政府引导的作用；企业对于资本支持机制更为敏感,资金支持过高会降低政府监管的必要性,金融机构的激励机制较于惩罚机制对政产学研合作研发的影响更大；金融机构不参与时,尽管政府奖惩机制的影响效果在时间维度具有滞后性,但激励政策和适当的惩罚力度仍能够有效推动产学研积极参与合作研发,政府奖惩机制对学研方的影响更大；企业对成本和收益分配比例的感知更加敏感。

摘要:组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联合体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途径。本文从实践角度出发,构建了以龙头企业、政府、由中小企业和高校、院所构成的其他合作主体为主体的关键因素模型和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引入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研究了三方主体的稳定性策略选择,并以面向陕西省光子产业的创新联合体为案例,对博弈模型展开数值仿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龙头企业的初始合作意愿越高及收益分配占比越大对各方主体策略选择有积极影响；政府的前期奖励与后期监督都能为面向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联合体合作降低成本,各方主体的合作意愿随支持力度增强而提高；其他合作主体在合作中受龙头企业影响较大,龙头企业能否诚信发挥牵头作用直接影响着其他合作主体的收益与未来合作意愿。

摘要:PCT 申请已成为创新者谋求国际专利保护的首要途径，PCT申请只有进入国家阶段，才能体现专利申请人的真实国际专利布局情况。为真实反映针对中国电信领域的技术布局与竞争态势，采集电信领域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中美日韩四国2009-2020年PCT申请的专利摘要文本形成数据集，利用BERTopic主题模型挖掘提取各数据集的技术主题及其发展演化情况。研究发现，电信领域中美日韩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PCT申请中，中国在小区测量技术，美国在图像处理、波束成形、音频元器件技术，日本在无线电信系统和电子元器件技术，韩国在图像视频编码和无线电信系统等技术方向各占优势，并逐渐交叉重叠。

摘要:微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破解“卡脖子”问题实现技术跨越的重要途径。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是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当前对于专精特新微创新的动力因素和阶段理解尚不够深入。本研究从企业年报、企业网站和学术期刊收集相关二手资料,运用python进行文本挖掘、专利引用网络分析确定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专精特新微创新企业,运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技术进行数据处理,研究构建专精特新企业微创新动力机制模型,并以其中的两家典型企业为例,采用案例分析法研究微创新的不同阶段和各个阶段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1)行业环境和合作伙伴是外部导向因素,知识生态和组织能力是内部驱动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是强化因素；(2)微创新分为微创新机会识别与框定、不断试错和快速迭代、一轮微创新实现三个阶段,其中在不断试错和快速迭代阶段中企业的知识生态和组织能力相互作用,行业环境、合作伙伴为微创新的外部导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为微创新提供数字赋能。基于此,提出注重企业知识生态的构建和组织能力的培养、不断的适应外部环境并加强合作伙伴之间的联系、发展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政府促进企业外部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

摘要:企业研发组织模式的选择是其收益、成本和风险权衡的结果。在非独立研发模式下，企业面临多种合作风险，而且合作研发的风险高于委托研发。因此，企业在从事创新活动时会优先选择独立研发，随着创新战略定位提升，企业则会更倾向于采用独立研发组织模式。本文采用世界银行企业创新跟踪调查数据库中4303家企业的调查数据，用Probit模型检验了创新目标定位对企业研发组织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突破性创新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独立研发，从事渐进性创新的企业则更倾向于选择非独立研发，且选择委托研发的概率更大，营商环境改善会降低交易双方的契约风险，提高企业对非独立研发组织模式的选择倾向。上述结论意味着，相关政策应致力于促进技术交易市场完善与发展，提升制度质量水平，为技术交易提供良好制度保障。

摘要:以绿为首，低碳先行的发展模式离不开“才富”与“财富”的创新赋能。选取2007—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样本数据，利用熵权法测度科技人才集聚与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识别二者间共轭关系，判断共轭效应存在性，并利用哈肯模型将其量化纳入回归模型，分析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作用。最后，探析影响共轭效应水平的因素以期提升绿色创新赋能。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科技人才集聚与绿色金融发展两系统内部相互促进且各自直接及以对方为中介间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即存在共轭效应。（2）异质性分析发现，共轭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赋能作用在中部和信息化水平高的地区更明显；而环境规制水平高、人口规模小的地区赋能作用却难以发挥。（3）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对共轭效应呈现积极作用；能源结构的贡献显著为负；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存在不显著正影响。从“才富”与“财富”两大要素非独立性角度，本文回答了二者在共轭驱动下能否赋能绿色技术创新这一问题，为各省兼顾“聚才”与“积财”，实现绿色低碳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摘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其多变性可能对企业创新实践造成深刻影响。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结果的直接效应，对其内在作用机制及调节因素关注不足。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本文系统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结合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视角揭示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且对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基于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进一步表明，主动风险承担意愿的降低、被动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以及融资约束的提升均会强化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区分创新类型进行考察，发现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的强化作用对渐进性创新显著，而对突破性性创新并无效果。为应对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不利影响，政府应增强政策稳定性与可预测性，完善资本市场建设以缓解融资约束，企业需优化风险管理并积极把握创新机遇以保持竞争优势。

摘要:随着中国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融合的创新产物，对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值得探究。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探究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理论，探究政府R&D补贴在数字金融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过程中的协同激励效应；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三阶段模型，对2016－2020年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测算，运用Tobit模型检验数字金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整体技术创新效率不高，且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具体来看，纯技术效率明显高于规模效率，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政府R&D补贴与数字金融在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方面具有协同激励效应。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技术创新效率问题，同时政府需要发挥引导性作用，强化政府研究与开发（R&D）补贴在数字金融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激励效应。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研究通过深入讨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立足于广东省科技行业发展省情,系统性提出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15个重点行业。在此基础上,使用DEA-Malmquist模型与BMA模型,对2015—2022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产业的科技效率与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产业的科技效率呈现曲折性发展,而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环境废物处理能力、政府定向支持、产业结构、政府贷款支持与市场需求为影响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新质生产力产业的定向支持、引导产业绿色发展、完善对新质生产力的产业金融支持与扩大消费市场规模,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

摘要:在“人工智能+医学”蓬勃发展的态势下，作为人工智能应用先行者之一的眼科学，在疾病诊疗和人才培养方面都有广泛的应用和创新，积极推动从临床实践到专业人才培养的系统性转型，然而目前其将人工智能技术和理念的融入尚显不足。鉴于此，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眼科领域的创新应用，将文献分析和典型案例相结合，梳理总结人工智能在眼科疾病诊疗与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实际成效，并进一步分析存在问题和对策。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在提升眼科临床诊断效率、优化学习路径和缩短专业人才培训周期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特别是在智能影像分析、个性化学习路径设计及虚拟仿真训练中表现尤为突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仍受限于数据标准化不足、复杂眼病模型泛化能力不足以及伦理与隐私保护等问题。针对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人工智能+眼科”未来发展应聚焦标准化数据平台建设、跨学科协作与政策支持，以助力智能化、精准化的眼科人才培养与诊疗体系的构建。

摘要:人工智能（AI）辅助决策给管理者带来决策效能的提高，但当AI出现错误，决策者如不加以验证AI建议准确性就采纳其建议，将会导致严重错误。为此，对人类使用AI过程中的自动化偏差的概念、行为规律、作用机制、影响要素等进行系统述评，发现自动化偏差具有跨领域发展的趋势，并归纳出自动化偏差的不同特点，认为可以从系统、环境、组织和个体等4个方面归纳影响自动化偏差的主要因素，分别涉及包括智能系统能否提供预测性信息以及系统能否即时反馈错误，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任务难度、工作量、任务复杂性、时间限制、对整体表现或决策准确性负责、信任和信心、知识水平的高低、能力等。未来应加强对企业管理者受AI自动化偏差影响的实证研究，同时要综合系统、环境、组织和个体要素揭示自动化偏差的形成机制，并制定出有效的去偏方案，帮助决策者正确利用AI辅助决策。